（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9年第17期）

        国资国企改革再一次密集吹响号角，其中包括地方国资“第一重镇”——上海，近日发布了《上海市开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的实施方案》，提出到2022年，要实现竞争类企业基本完成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。

       这一目标时间明确（2022年前）、任务明确（上市）、范围明确（所有竞争类企业），符合当前国资国企改革阶段性特点，其最终目的，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以融资（甚至解困）为主，而是更在于通过优化产权结构，促使国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，提高自身盈利水平与竞争能力，从根本上保障国资保值增值。

       按照一般经验，上市起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升国企治理有效性：其一，国企上市后，能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框架（主要包括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等），从而为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奠定基础；其二，国企上市后，能够引入新的投资者与外部监督，从而增强国企经营者改善企业绩效的压力；其三，国企上市后，国资管理者对经理层的选择与监督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市场化标准进行运作；其四，国企上市后，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，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尽可能对称；其五，国企上市后，国有企业在建立完善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自主权可有所增强。

       事实验证了上述逻辑。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，自2003年以来，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变动过程中，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骤然呈现快速改善且持续扩张势头，而这种重大趋势性变化虽然不难溯源至多重因素，譬如相对有利于国企的金融资源配置以及地方政府支持等等，但问题是，这些外源性的红利在此前很长时间内亦同样存在（甚至倾斜度更高）。因此，在对前述趋势性变化做成因分析时，至少不应忽略国企自身治理有效性的提高。

       那么上市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？回头看可以发现：2003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这一年起，除了国企（尤其是大型国企）在各自经营领域重拾扩张势头外，另一个几乎与之同步的重大变化是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标志的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造与上市进程遽然加速；与此同时，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以国企为主体的一大批上市公司，从根本上扭转了他们此前名实不符的上市公司身份。因此，可以这样认为，上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在实证层面推动了国企业绩显著提升。

       在当前阶段，通过适度自我施压，进一步加速实现竞争类国企上市，是在对国企功能清晰界定与准确分类基础上，因企施策推进改革的有效抓手。依托这一抓手，同时再辅之以同样重要的市场秩序扩展，如积极引入竞争机制，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等等，相信一路走来常抓不懈的国资国企改革，一定能在新的起点上，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，提供更多、更精彩的成功样本。